我今年97岁，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4年。回首过去，我19岁时心中坚定的信念——我的生命应当为人民服务——一直伴随着我。

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耳濡目染下，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我按照父母的意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开始了医学预科学习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冲破阻力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解放区来的民歌，责任感和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们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并为战士和群众演出。那是一个充满自由空气、年轻人热血与理想的新天地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成为团队中的业务骨干。鉴于许多队员缺乏专业训练，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有偏差，我便耐心细致地帮助大家纠正。于是，大家推举我来打拍子，我便由此开始了指挥生涯，这完全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，不知不觉中开启了我的指挥之路。

文工团的生活深刻地教育了我，让我明白了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中，我聆听了当地群众朴实而真挚的歌声，那充满了生命力的歌声让我深刻体会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与人民共享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“文艺来自人民，应该为人民服务”的观念，这句话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之后，组织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去苏联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里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研究总谱，并广泛涉猎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和演出，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的成长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回馈人民，用专业所长报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和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在歌剧演出前，我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和音乐特色等。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受到了观众的欢迎，并被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件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花费巨大力气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要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虽然有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的说法，但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设想，即使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位，我也感到高兴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努力促进民族在健康、活力和创造力方面的发展。

这些年，人们常称呼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说我90多岁了依然坚守在指挥一线。其实，我只是认准了该做的事，便全力以赴地去做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三次患癌。有人问我是否害怕，我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病来了就治疗，如果是无法避免的，就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到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总是问我累不累。一天7个小时的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主帅，不仅需要掌握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修养、组织能力，更要有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正与生命赛跑、与时间赛跑，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从19岁参加革命至今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一直认为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就永远充满活力。我一生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。

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，我别无他愿，唯独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，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作者为指挥家，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