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人生哲学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国家繁荣昌盛，人民安居乐业，而我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。我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探究事物的根本原因，总爱问“为什么”。

从小时候起，我就对色彩斑斓的花朵感到好奇，总想弄明白它们为何拥有如此多样的颜色。这种疑问一直萦绕在我心头，促使我通过阅读、提问和思考来寻求答案。我认为，对于任何事情，都必须刨根问问，绝不轻易放过任何疑点。

我的祖父王西星在经商方面颇有造诣，在他离世时，我的父亲年仅10岁。祖母悉心抚养了父亲和叔叔，之后又将几位孙辈拉扯成人。我出生于1924年，家住当时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。我的早期教育是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法式教育，小学就读于萨坡赛小学，随后进入震旦大学附属中学，并最终在震旦大学医学院深造。毕业后，我在广慈医院（现瑞金医院）工作。

我的家庭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。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就构成了“仁义礼智信”，而我作为老二，名字是振义。祖父生前慷慨解囊，将大量财富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的“万国董事会”，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奔赴武昌起义前线进行战地救护。我的父母也乐善好施，认为过度奢侈是一种浪费。当看到我们有浪费的行为时，他们会反问：“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、身处困境的人们？”

父亲毕生的心愿就是将我们八个子女培养成才，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，为国家贡献力量。我的几位兄弟都选择了理工科领域，例如我的五弟王振信，被誉为“上海地铁之父”，为上海地铁的设计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小时候，每周的家庭晚餐时间，父亲都会检查我们的学业，审阅成绩单，对表现优异者予以表扬，对成绩不佳者则会施以打手板的惩罚。我是唯一一个从未被打过手板的。

我自幼便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。中学时期，虽然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，但我也会阅读一些课外书籍。

我成长的环境，无论是家庭、学校还是医院，都集中在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。我的法语学习是从小学开始的。后来，日本侵略者要求学校教授日语，但我们学校对此进行了抵制。那时，我每天阅读《申报》，与父母一起讨论日本人的暴行，内心充满了愤怒。

父亲性格严肃且寡言，对子女管教甚严，生活也十分朴素，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。中学时期的战乱以及日本侵略者的残暴，让生活变得异常艰难。那时的我，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要从法租界出去，经过日本侵略者的关卡，需要接受检查和搜身。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法国籍教师，他们大多也是天主教徒。这些老师放弃了优越的生活，来到当时贫困的中国从事教育事业，在我看来，这十分了不起。我和六位中学同学志趣相投，经常聚会，练习英语演讲，分享读书心得和新知识，形同学习小组。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，能够帮助他人，并立志成为品德高尚、大公无私的人。这六位同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，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的微信名至今仍是“Seven John（7个约翰）”！他们虽然已离世，却依然“活”在我的微信通讯录里……

我和奶奶感情深厚，她因伤寒去世时，我还年幼，悲痛不已。我无法理解为何即便是名医也无法治愈奶奶的病，这促使我立志学医。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一位成员从事医学事业。我学习法语，因此选择离家较近的“法（国）比（利时）派”的震旦大学就读。进入医学院后，我并非一开始就确定要专攻哪个科室。后来，我主动选择了内科，认为自己动手能力稍弱，但思维能力尚可。

医学院的学业十分繁重，但老师们都对我颇为器重。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级里仅挑选了两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，我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“开小灶”，病理学老师更是把我带到病理科，指导我看片子。他本人也是医生，主动加班，专门教导我一人。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
我20岁时，爱上了同学谢竞雄。巧合的是，她的家和我家都住在高安路。我便以女孩子独自回家不安全为由，每天陪她一同上学、放学，这份情谊一直持续了一生。她是儿科医生，我一直称呼她为“谢医生”，而她则称呼我为“王医生”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令人深感失望。我的三弟振礼被捕，我为此四处奔走。振礼是我们兄弟中最聪明的，他仅仅因为喜欢摄影，拍摄了一些学生运动的场景就被牵连。我的大哥振仁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我和全家人都是通过大哥初步认识了共产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。就连我的母亲也担任了里弄干部，我至今记得她拿着喇叭向居民发布安全提示。

那时，革命初兴，万象更新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互助精神。我记得1957年，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来华访问，其中有人感叹：“天主教想要做到的事情，你们中国现在已经实现了！”确实如此，上海从一片混乱中焕然新生，达到了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境地。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，便竭尽全力攻克疑难杂症，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，担任了医院的工会副主席。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，之后又先后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。

当然，我和国家一样，也经历过困难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我逐渐认清了自己。我曾一度认为，此生可能再也无法从事医生这个职业，那样的活着还有何意义？我别无选择，只会做医生，只想救治病人。事实上，即便让我一直作为一名赤脚医生在农村工作，我也在所不辞。

纵观我的一生，大约只做了四件主要的事情。

第一件事，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当时，为了渡海解放舟山群岛，战士们在太湖进行军事训练，包括游泳和驾舟。不料，他们却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我奉命前往为战士们诊治，病情得到有效控制，并因此获得了三等功。

第二件事，是抗美援朝期间，我奔赴东北中朝边境，为志愿军提供医疗服务。在那里，我遇到了一种“怪病”：一群战士出现咳嗽、咳血、头痛等症状，被诊断为肺结核伴脑膜炎，但药物治疗效果不佳。我仔细询问病情，许多战士提到，他们经常在河汊和田垄中捕捞小鱼小虾，由于战事紧张，来不及煮熟便匆忙食用。我联想到《实用内科学》中的相关记载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，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——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携带有大量肺吸虫。对症下药后，病情迅速好转。部队领导对此十分欣慰，授予我二等功。

第三件事，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这种疾病极其凶险，容易引发大出血，90%的患者生存期不超过两周，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为棘手的白血病亚型之一。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，面对年轻患者渴望生存的眼神，却无能为力，看着他们迅速离世，内心备受煎熬。我长期致力于研究这种疾病，查阅大量最新文献，不懈寻找药物和治疗方法，经历了无数次失败，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有效性。我的妻子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，她遇到一位生命垂危的小患者，便向我求助，询问我是否能用正在研究的药物救治孩子。我告知她，经过研究和动物实验，该药物效果显著且毒副作用较小。在征得家长同意后，我们使用了该药物，孩子得以康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药物价格不高，服用方便，仅需口服，就能将“坏细胞”转化为“好细胞”，使95%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进一步联合三氧化二砷，形成了治疗该白血病的“上海方案”，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荣获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——凯特林奖，获奖评语称我是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当年发表的相关论文，被列为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、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。然而，这并非我一人之功，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并未为该药物申请专利，一是为了让全世界的患者都能负担得起，二是为了让病患能尽快用上这种救命药。当时，一盒药的价格不到10元，整个疗程花费不足100元即可治愈此病。

第四件事，是“开卷考试”，我充当年轻医生的“拐杖”。在我80岁那年，我已不再亲自坐诊一线。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拿出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来“考”我一次，由年轻医生出题，我则通过查阅文献资料，反复斟酌，每周四到科室与大家一同讨论。在两天时间内，我能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，再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。这种“考试”持续了二十多年。年轻医生在临床科研方面十分繁忙，我替他们泛读文献资料，精选后提供给他们，应用于临床实践，这就像一根年迈的“拐杖”。记录“开卷考试”的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，已出版了三册。
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个显著的好处：首先，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，至少能取得一定进展；其次，能够教会年轻医生如何查找文献并分析问题；最后，能够不断学习和获取最新信息，保持大脑的活力。因此，“开卷考试”对我而言是一大乐趣。

我非常感谢改革开放，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。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，才促成了后来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。

我拥有众多优秀的弟子，其中有三位已成为院士。但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国家和社会共同培养的结果。陈竺同学本身就非常优秀，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；陈赛娟是第二名；陈国强则担任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，并在改革方面走在前列。是时代赋予了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。

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抛物线。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顶峰时，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下滑。因此，在达到抛物线顶点时，就应该适时退居二线，将机会让给更优秀的下一代。这样，这条抛物线的顶点就能持续向上延伸，而非向下坠落，这对于整个事业的发展更为有利。当年，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，因为我知道他能做得比我更好。

我在上海生活了一百多年，但没有自己的房产。目前居住的住所是瑞金医院为我租借的，日后需要归还。

今年我已102岁高龄，仿佛上天已将我遗忘，但国家并未忘记我这位普通医生。2024年，我被授予了“共和国勋章”这一殊荣。唉，我最怀念的人是我的妻子谢医生。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，那是在2010年。她未能亲眼见证这一荣耀，却与我一同经历了许多艰辛。

有媒体称我为“中国药神”，这绝非事实，何来神明之说？况且，“上海方案”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仅仅是白血病中的一种类型，还有更多的不治之症，这让我感到焦急万分！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去寻找解决之道……

（李泓冰整理）